咨询热线：400-066-2698
咨询热线：400-066-2698
更新时间：2024-08-10 14:33:09 作者: 豪克能应力消除设备
暗杀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暗杀通常仅限于政治集团的权力斗争，平民对政治精英的暗杀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可谋之事。
由于技术大爆炸，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出现过全球的暗杀热潮，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
1757年3月2日，巴黎看门人罗贝尔·达米安（Robert Damiens）孤身刺杀法王路易十五未遂，被判处死刑。
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记述了达米安受刑的经过：
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钳撕开达米安胸膛和四肢上的肉，撕扯肉并不是特别容易，刽子手在每一处都要撕扯两三次，并且凝动铁钳，最后留下六磅肉的伤口，紧接着，刽子手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融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在达米安的哀嚎声中，刑吏们牵来四匹马，将达米安四马分尸，最后将他的残躯丢进火刑台，付之一炬。
据一名刽子手回忆，当他们把残肢扔上火刑台时，被血污包裹的达米安仍有一丝气息。
官杀是由国家等主权者或阴谋集团策划的暗杀，这类暗杀依托丰富的资金、组织与技术资源，有较高的成功率。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曾说，“如有必要，君主应该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去实现目标（例如荣誉和生存）”，所谓不道德的手段，包括暗杀、颠覆与政变等政治谋略。
从凯撒到21世纪的苏莱曼尼，“官杀”经历了从利刃刺杀到无人机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的多次技术迭代。
这段历史当然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今天想聊的并非“官杀”，而是“民杀”（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民杀），背后技术与历史的纠葛。
民杀是达米安式的，由平民针对政治、经济与文化主导阶层实行的刺杀行为，属于“非对称作战”。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当中，民杀始终是一项收益比极低的冒险事业。稍有失误，暗杀者便会陷入无尽痛楚，欲死不能。
有研究者统计了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死因，自秦至清256名皇帝中，病死139名，被杀91名，自杀6名，原因不详8名，另外有因其他原因（如嬉戏落水、误服药物等）意外死亡者12名。在被杀的91名皇帝中，死于“官杀”者众，却无一人死于“民杀”。
古代的君主刻意维持着相对于臣民的神秘感，以凸显“天威不可测”。禁宫的高墙与禁卫隔绝了平民和君王，行刺者除非依赖宫人暗通款曲，或性的暴乱，否则绝难有成功的可能性。即使有机会一窥龙颜，君主也处于侍卫的重重环卫之下。
古代弓箭和火绳枪的有效射程又极为有限。例如，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军配发的“棕贝丝”滑膛枪也只有80码（约73）米的有效射程，装填时需站立完成一系列复杂操作，往往需要耗时一分钟。同时，火药池中的火药依赖燧石火花点燃，极容易受潮，十次发射里成功的次数通常不会超过六七发。很难想象，平民如何用这样的枪完成暗杀。
至于火药，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大范围的应用的，由硫磺、木炭和硝酸钾混合而成的黑火药分解率和猛度较低，爆炸杀伤力极其有限，无法被用于暗杀。
此外，无论是弓、火绳枪还是黑火药，它们都具有难以携带和隐藏的特征，不适合暗杀场景，暗杀者还没有来得及瞄准，可能就被四五条彪形大汉按倒在地，最终落得达米安式的结局。对于平民而言，他们的造价也过于高昂。当一个人试图刺杀主权者时，他必须储备充足的资金，并组织多人刺杀，用数量弥补暗杀武器在质量和精度上的不足，这时，我们已从“暗杀”过渡到了“叛乱”。
针对统治者的暗杀成为欧美的街头时尚。从1880年到1914年的34年中，先后遭遇平民暗杀身亡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领袖级政治家包括：
当然最著名的莫过于，直接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3500万人伤亡的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大公遇刺案（1914）。
如果我们将遭遇暗杀但得以幸免于难的幸运儿统计在内，这份名单里还应当包括：
政治上，社会契约论终结中世纪的君权神授论和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王权论，要求权力向公众负责。
在废除君主制的国家，政治家必须在演说、集会或其他造势运动中公开现身，表达自己的观点，吸引民众的支持；而在保留君主制的国家，君主也必须适应现代社会对政治可视性的要求，从深宫走向街巷，增强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接触，营造所谓“福祉保护者”的形象。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暗杀并不是，而是合法化的反抗行为。在抗议者看来，无形而微观的暴力伪装成法律和社会规范，在资本主义社会实施残酷的专政。每一条法律、每一座教堂、每一份工作都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
面对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弱势的被剥削者必须以无法预测的暴力进行回应。问题不在于暴力是不是合理，而在于怎么样去使用暴力尽可能有效地摧毁现代社会的财产和权力结构。这一理念，常常被称为“通过行动进行宣传”（propagande par le fait）。
对暗杀的崇拜同样影响了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由同盟会创办的《民报》曾刊曰：
“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博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
所谓暗杀，便是“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清末的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的确做到了知行合一。1905年，安徽桐城人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1907年，浙江绍兴人徐锡麟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广东佛山人汪精卫使用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
技术上，现代火药的出现使通过炸弹或进行远程暗杀成为可能。美国历史学家海德里克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初，西方对世界的控制还相当有限，然而，18世纪30和40年代起，工业化和科学的进步使得欧洲的殖民战争越来越容易，蒸汽机船、热带医学和新型武器的发明让西方人终于在19世纪下半叶统治了世界。
枪械等武器在19世纪经历了前所未见的技术革新。1825年．美国工程师亨利·德林杰设计出了一款尺寸极为小巧的前装火帽单发手枪，该枪还可以隐藏在手提包或中。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地区开始大规模装备每分钟可以卧姿发射5-7次的后膛装填式来复枪。19世纪50年代，法国研制出可以将来复枪在100码（约91米）命中率提高到94.5%，400码（约364米）命中率提高到52.5%的米涅子弹。
炸药的发展不遑多让，1866年，诺贝尔发明了炸药。这种炸药拥有极高的破坏力，能够产生大量碎片与冲击波，对人体导致非常严重伤害，且易于携带。
这些新型武器拉开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代差，同时也改变了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力量平衡，平民从此有了一击毙命的可能。在技术进步的狂潮中，与殖民战争如影随形的，恰是西方社会内部的暴力化。
1865年，南部邦联的同情者布斯用一只0.44口径的德林杰手枪终结了亚伯拉罕·林肯的性命。在自由且偏爱个体主义的美国，独狼式的枪杀随即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林肯之后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包括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肯尼迪，杀死他们的武器分别是不列颠斗牛犬转，约翰逊手枪（ Iver Johnson Safety Automatic revolver）和卡尔卡诺步枪，他们均是19世纪后半叶的产品。
相比于美式文化，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则对炸弹情有独钟。他们在1880年和1881年先后针对亚历山大二世发起了两次炸弹袭击，尽管亚历山大二世侥幸逃脱了第一次袭击，却在第二次袭击中重伤身亡。
现代化学工业的发展，使得任何有一定积蓄和知识储备的平民都可能会制成炸药。
沙皇殒命两个月后，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撰写了一篇名为“反抗精神”（The Spirit of Revolt）的文章，鼓励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炸弹暗杀等形式吸引公众的注意，鼓动普遍的暴动。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政治激进主义混合着乌托邦和技术拜物教的情愫，炸药成为革命党人礼赞的对象。美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也曾为炸药倾倒，他声称现代世界为“愚蠢、腐败与偏见”所支配，为了社会的新生，我们一定要依靠暴力，1885年，他出版了一本题为《革命事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ary Warfare）的小册子，文中写道：
“今天，炸药对于通过革命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会看到，这种物质会在下一阶段的世界历史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革命事业的科学》是一部关于如何实践炸弹刺杀的行动指南。作者提供的经验包括：
① 暗杀者最好从常规工业获得现成的炸药，而非自己动手制造油；② 剧烈的冲击是使炸药爆炸的唯一可靠方式，③ 暗杀者可以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爆破帽和保险丝；④ 暗杀者应该要依据自己的撤退路径决定保险丝的长度；⑤ 应注意爆破方位，炸药在受到阻力的一面能形成最大的破坏效果，⑥ 炸弹的最优形态是球体，暗杀者可以从铸造厂铸造空心球体，或自行铸造（作者附上了制造流程）等等。
不过，有意思的是，莫斯特光在那儿造势帮闲了，他本人并没有参与任何一起政治暗杀。
为了实施暗杀，这一时期的欧亚大陆甚至形成了制造和传授炸弹知识的地下网络。
最初的爆炸装置大多由流亡欧洲的俄罗斯难民制作，并远距离运输至俄国，直到1905年，在欧洲专家的帮助下，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才开始在本土城市的偏远郊区。
他们从市场购买甘油、浓硝酸和浓硫酸，将浓硝酸和浓硫酸以1:3的比例混合，并以1:1的比例向混合物中加入甘油。最后，暗杀者们向中掺入吸收剂与矽藻土（diatomaceous earth）等稳定剂，一个简易暗杀装置便大功告成。
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们制作和实施炸弹暗杀的经验是如此丰富，以至于他们成为了俄罗斯、中亚、东北亚、甚至南亚的技术先导。1907年，苏维埃的前身——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请求无政府主义者在苏芬边境的实验室教授他们制造爆炸装置的技艺。
不过，1905年后，沙皇俄国逐渐强化了对反抗行动的，大批激进主义者遭到处决。熟稔于的俄罗斯人纷纷外逃，或向西流亡至“革命老区”巴黎，或经由西伯利亚远渡日本，靡集于长崎等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新的实验室。
在彼时的巴黎和日本，寓居着两个亚洲国家的政治异议者，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云集巴黎，而日本则是中国青年了解世界的窗口。留日学生通过日本译本接触到了西方的法学、政治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并在日本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
由于英国殖民者严禁武器在殖民地的自由流通，印度抵抗者只可以使用相当原始的手段制造武器。为改变这一局面，一位寓居巴黎的印度人海姆钱德拉·卡农戈（Hemchandra Kanungo）从俄罗斯流亡者尼古拉·萨弗兰斯基（Nocolas Safranski）那里学会了暗杀炸弹的制作的过程。返回印度后，卡农戈在加尔各答建立了自己的炸药实验室。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日本，1905年，同盟会四川支部的领导人黄复生请求孙中山为他引介懂得炸药知识的技术人员，以弥补起义人员的装备劣势。经过一番波折后，黄复生和正在日本修读化学的四川人喻培伦同样是从俄罗斯流亡者那里学会了炸弹的制作的过程，在实验中，喻培伦的眼睛被炸伤，手臂亦被炸断。
喻培伦认为“利器实用，莫过于烈药炸弹”，他还专门写成一本25000多字《安全造法》，详述作的原理、配方和制造程序，传之于革命党人，以至获得了“炸弹大王”的美称。在深受黄、喻影响的人中，有一个广东人的名字叫做汪精卫。
1912年12月23日，英属印度总督哈丁男爵（Lord Hardinge）在德里遭遇炸弹袭击，本人背部受伤。
今天的暗杀，无论是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并未完全超越19世纪末的逻辑。不过，相比于一百年前，暗杀的频率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了。
暗杀和人类的政治智慧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无政府主义的逻辑是，除非经过无所不在的暴力与恐怖，现有的资产阶级专政将不可能瓦解。然而，19世纪末之后，政治激进主义者们逐渐领会到另外两种行动策略：社会革命和改良主义。
前者启发了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与中国的革命青年，他们通过工农阶层的革命颠覆了延续千年的皇权专制与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后者则在西欧大受欢迎，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等左翼组织放弃了革命的纲领，转而寻求通过领导工会和政党选举参与政治，并在执政后实施渐进改革，改善劳工权益。
革命与改良的迭奏中，暗杀这一行动的，连同炸弹这一经典袭击形式逐渐沉寂。
到了20世纪后期，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还饱受政治暗杀的困扰。自罗斯福以来的14任美国总统中，共有8人遭遇暗杀，并有1人（肯尼迪）因暗杀身亡。在8起暗杀事件中，有7起采用了枪击的形式。
看起来在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度，独狼式袭击者对制作弹的繁琐程序兴趣索然。
不过近年来，因为美国社会割裂日益极端化，美国的政治暴力出现急剧升温的趋势。
针对美国公职人员的袭击愈发普遍，2017年，一名极左份子射伤了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2018年，特朗普的支持者向十余名人士寄送炸弹邮件，2020年，极右翼人士策划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2022年，最高法院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遇暗杀阴谋......
2017年，美国共报告了3939起针对国会议员的人身威胁，2021年，这一数字则飙升到9625起。就此而言，在因移民、堕胎和自由贸易议题愈发陷入政治分裂的美国，特朗普的遇刺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政治暴力不仅局促于美国的领土。在全世界内，世界各地的暗杀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年均1000多起，下降到1999年的不足100起，然而，到了2015年，又迅速上升为900多起。
其中一种来自乔治城大学的研究者霍夫曼（Bruce Hoffman）和瓦尔（Jacob Ware），他们将政治暗杀者的心理识别为“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他们已对深受政治极化和家产制原则侵蚀的规范化政治行动丧失了兴趣，否认现行制度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秩序方面的有效性，相信唯有通过制造混乱，加速灾难，才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会转型。”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平民也可能拥有中等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为执政者提出了巨大的难题，如果受限于种种政治与历史惯性，无法对等武器实行有效管制，执政者一定要能以更高的组织力对政治代表和经济分配制度进行无止歇的改革。
当改革的步伐停滞，当持枪自由、社会不平等加剧和政治分化三重因素叠加，当以3D打印武器和小型无人机为代表的新一代暗杀科技山雨欲来，在文明的进程中被压抑的毁灭望便会在一次次暗杀中死灰复燃。